大師和我同一個山谷長大。鄉里的人三句離不開喜繞嘉措，但我看來這種奉承和提及只是一廂情願地給自己臉上貼金而已。再20世紀的西藏歷史上，喜繞嘉措大師因爲學富五車兒成了大藏經的校對者，但僧侶應有的遠離風塵並沒有使他選擇隱居或者創作經典的路子，反而像一個明清時代的格魯派騙子一樣，奔波到生靈塗炭的民國，成爲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理事。風雨飄搖中他成了唯一一個被法西斯炮彈傷害過的藏族人——多年手稿都被落在院子裏的炮彈焚毀。從藏傳佛教向漢區貴族滲透的歷史歷程而言，他應該最不幸的。強調賽先生的新民主主義中國似乎不再需要來自西藏的佛教祈禳，強調實用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也沒有足夠的理由爲虛妄的輪迴說供奉食糧。所以他從一開始就積極參與本來跟他毫無相干的政治，成了捲進歷史漩渦的一個小丑，只不過，他不像其他精英，不懂政治，也不瞭解印度民族主義熱情高漲，彼時的蘇聯經過好幾輪五年計劃，成了北亞和東歐的霸主，美國正在積極地催促奧本海沫研究室祕密研製原子彈。

從搖搖欲墜的噶廈政府到風雨飄搖的民國政府、再到寸草不長的共產黨新中國，他前後投靠三個截然不同的勢力。從派遣到拉薩談判到時任青海省第一把手、從全國大會上批判黨中央到文革被折磨致死，他的人生履歷，正顯示了一個局外人強行成爲參與者的努力和不幸，像一個再龍捲風風口企圖展現優美姿態的絳紅色蝴蝶。倘若他具備完全的政治素養，他也一定可以爲西藏政治的話語權盡一分力，甚至也可以阻止很多本該沒有的惡，但是能力配不上位置，眼界配不上野心，所以個人的失利成了民族的不幸。

我時常回想象當時如果十三世達賴喇嘛能成功說服黃教勢力和貴族專權者、如果隆夏沒有失敗、如果當時的噶廈政府和薩拉精英聽信榮赫鵬的建議、如果噶嗒活佛沒有給解放軍讓路、如果班禪一方沒有區內地撈取政治資本、如果喜繞嘉措大師的晚年再甘丹寺遁世進修，那麼歷史也許會變得不這麼難看。